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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重新认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2017-04-21 17:15:1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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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的力量是人民的力量                        

                   ——重新认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刘立群

迄今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很多讨论和研究,不过由于所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横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等许多学科,人们迄今远没有达成共识,对很多相关问题都还没有研究深、研究透,进而造成政策和制度上的混乱和相互矛盾,阻碍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阻碍改革的进行。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学说:一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市场万能论观点(以哈耶克等为代表),另一种是市场取消论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私有制必然带来社会不公平(以马列为代表)。本文试图从尽可能广阔的新视角出发讨论一系列相关问题,其基本观点是: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公平,但取消或限制市场经济必然损害人民的利益,从而取消了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可以通俗地表达为: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经济)是万万不能的。

市场经济自古就有,而且遍布于全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它大体上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通过所谓“顶层设计”产生的(哈耶克等的这方面观点有一定道理)。西方近代以来之所以发展迅速、走在全世界前列,其重大制度创新主要是在原来基础上发展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斯·韦伯称现代经济体制的关键或基本特点是“理性化”即合理化,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不过还很不够。更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表述应当是:现代社会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合理化与公平化这两个方面都在不断改进和提升(关于制度文化的两个基本标准即合理性与公平性,请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一书“认识论”一章),同时科学学术等不断发展进步,多种因素相互促进。

市场经济问题既简单又不简单: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是比较简单的,包括依法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企业自主决策、保护市场充分竞争等,而要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则很不简单,不容易做到,需要一些“额外的”制度安排,包括公平的税收制度、健全的社保制度、建立反垄断制度等等。单纯的市场经济并不能自动达到社会公平。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在这点上有很大误区。反市场经济的人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彻底消除市场经济才能达到最大的社会公平。两者都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也是把人类社会、尤其是越来越复杂的现代人类社会想得太简单了。

至少在哈耶克等人那里,“自由主义”一词基本上等同于“资本主义”一词,都主要强调市场自由竞争。他们强调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是既不应当使用“自由主义”一词,也不应当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因为这两个词都是多义词且词义含混,因此不是科学的术语(请参阅笔者“主义之争的局限与误区”一文,收于凤凰网博报“刘立群北外”)。在这个语境中,这两个词都可以用“现代市场经济”一词来替代。而且仅仅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显然还很不够,因为市场本身并不是万能的,尽管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是市场万能论,显然失于简单和片面。而否定市场经济的观点学说同样十分简单和片面。

之所以说市场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是因为市场本身不认同任何国界线、不认同任何国家,因为广大人民作为消费者最终都只认商品,只要是物美价廉、物有所值(性价比高)或有特色的商品,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生产的,人们都必然倾向于优先选择(历次抵制“洋货”运动都只能是昙花一现)。人民都希望过好日子,这必然需要市场经济。前东德人大规模向西德跑、广东深圳曾出现大规模“逃港”事件等等都说明市场经济有巨大的吸引力。这说明市场本身的发展最终就是消费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必然要打破任何国家和国界线的限制,必然走向全世界,必然实现全球化,必然推动全世界经济都迅速发展。迄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最为发达、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水平最高,走在全世界前列,总的来说得益也最多。问题在于:富国与穷国并存、国家治理水平高与水平不高差距太大是不可持续的,目前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都与这些问题密不可分,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不可能自动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尽可能想办法消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消除全球性的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公平问题,这些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

市场与竞争密不可分,没有充分的竞争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竞争也不是万能的。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少数人甚至完全没有劳动能力,单纯依赖市场自由竞争必然使能力较小、较弱者成为边缘群体甚至无法正常生存,“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帮助,靠市场自由竞争则不可能解决这类社会问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是如此,国家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如果认为弱肉强食、竞争至上,那么必然发生无休止的纷争,使全人类不得安宁,也是使人类降低为动物界的水准。

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会自动实现社会公平。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于理不通,也不符合社会实际情况。这与他们对市场经济等问题的认识有偏差、把市场经济想得简单有关,也与他们有脱离社会实际的一面有关。

所谓“公有制”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因为“公有制”就是政府所有制,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全民所有制”,因为政府本身是由人组成的,政府本身也是一个利益群体,必然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政府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在经济上能存在下去,这主要靠税收,同时政府也有社会再分配等一系列职能。问题在于,凡是涉及到经济利益,就必然存在是否较为公平的问题,如果政府权力太大且缺少透明、缺少有效监督和有效制约,就往往倾向于首先把自身利益最大化(包括冗官问题甚至贪腐问题等等),而没有去充分履行社会再分配等职能,或者管理水平不高导致宝贵财政资源的浪费,或者越俎代庖、滥用行政权力去随意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等等,这些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都必然损害人民的利益。政府的主业应当是做那些社会需要、但对于企业来说无利可图的事情,即各类公益性事业,而不应当和企业争利,政府不应既当市场中的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现代工业企业必然趋向于大型化和垄断化,与他对人类智慧的无限潜力、人们创造各类物质产品的无限多样性、消费者需求的无限多样性、大工业生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人们采取相应举措的可能性等都认识严重不足有关。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工业企业确实存在大型化的趋势,但这种大型化一般还是有限度的,绝不简单是企业愈大经济效益愈高、利润愈多(照马列表述是“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愈高)。而且经济领域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工业企业,还有服务业等等,可以说通常都是大中小企业并存。此外,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方式来尽可能避免企业过大带来的弊端,这就是反垄断法的制定和实施,如此等等。因此他立论的基本出发点存在一系列重要缺陷,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有很大缺陷。

正如[美]罗森堡、小伯泽尔著《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信出版社2009年)一书所说:“西方社会根据经济职能来组建各种形式各异、规模不同的企业。···使企业能够适应不同的经济活动,尤其是适应革新。(第214页)···竞争成为推动西方企业组织多样化的主要因素。(第216页)···如果企业组织形式受到限制,就像爱斯基摩人那样只限于家庭和部落合作,那么西方经济增长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西方企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与西方各种产品及消费者所享受的服务的多样化是紧密相连、互为因果的。(第219页)马克思主义者把垄断资本主义视为走向垄断国有化以至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因而错误地引导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用模仿西方大型企业的方法来寻求自身发展,而忽视了小企业在西方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小企业在创新和实验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第221页)”

依照马列学说,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责任仅仅在于企业层面。而没有看到,人们对于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有许多重要手段,尤其是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等。而且通过劳方和企业方工资谈判等方式也可以部分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任何企业都必须赢利,否则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不应简单地把赢利一律视为“经济剥削”、分配不公,认为应当完全取消企业制度及聘用制度(他称之为“雇佣劳动”)。这显然是十分简单片面的空想。

马列完全没有认识到竞争对于人类的进步、尤其是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竞争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人类需要的竞争无疑不应是恶性竞争,而是良性竞争,这既包括个人之间,也包括国与国之间,既包括经济领域(企业之间),也包括政治等领域。

人类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竞争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而这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才存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彻底消除了任何竞争,实际上也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可言,因而也就不可持续。中国之所以走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苏联及东欧集团等之所以解体并同样走上市场经济道路,都可以充分说明这点。

马列认为市场的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而资本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因此十分不公平,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彻底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和私有制。截至二战结束,西方国家的资本确实主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此后至今则分散在越来越多的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包括金融资产等在内的财产,资本的力量越来越成为人民的力量。笔者“联邦德国调节居民收入的措施探析”一文(收于顾俊礼、刘立群主编《世纪之交的德国、欧盟与中国》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指出“广义的居民收入则应包括工薪收入(按劳所得)、财产收入(按资所得)和福利收入(按需所得,即无偿转移收入)三大部分”,论述了联邦德国在这方面的具体举措。换言之,理想的社会不是大家都成为穷人,而是大家都成为富人即中产阶层。要实现这点,市场经济体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进而建立健全的社保体制等等。所以应当转变观念,应当看到世界的变化,而不应继续恪守过去的旧观念、旧学说。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人民只能通过市场经济致富,削弱市场经济必然损害人民的利益,市场的力量不强就是人民的力量不强、不富裕,说明市场机制和各项法制建设还不够完善。现代西方以中产阶层为主结构的形成(同时形成藏富于民)与其政策制度密不可分,而政策制度与人的认识、思想理念密不可分。目前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靠行政命令干预市场经济的做法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巩固(即不是藏富于民),对社会长期发展和稳定不利。

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把市场经济体制区分为“姓社姓资”在学理上站不住脚,在实际中想把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分割开,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全球市场和市场经济必然趋向于形成一个整体。各国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必然有一定差异,一些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一些举措保护本国市场和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不应当把这些举措永久化。(请参阅笔者“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一文,收于凤凰网博报“刘立群北外”)

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是永恒的,最终是趋向于统一并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就是全世界市场的整体化,成为一个整体,不能分割,这首先和主要是物质商品(主要是广大消费者需求的推动,即便是同类商品,人们对异国商品也有好奇心和新鲜感,更不必说大多数同类商品品质都有所不同),这方面障碍目前已经相当小;与此相连的理应是资金和人员的全球自由流动,这些方面便存在一些障碍;再次是信息的自由流动,这方面的最大障碍是不同语言并存,还有就是人为的障碍即政府设定的限制。

说到底,人民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主要动力,最终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这个目标不是自动实现的,还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真正使所有人从全球化中受益。无论在哪个国家,在一般情况下,受教育少的群体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输家或受益较少的人。所以必须提高全体人民的教育水准,此外还要进行大量制度建设及调整,为此需要达到尽可能多的共识,这就需要学术研究先行,不断进行科学学术创新,把真正有价值、有意义、正确的知识传授给大众。

政府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其作用虽必不可少,但其力量最终是有限的,广大人民不应主要依靠政府为自己带来利益和幸福,更不应靠政府的恩赐,而主要应当依靠自己的双手及尽可能公平合理的制度建设来使所有人得到幸福和利益。市场本身主要不应由政府来主导,因这既超出政府的能力,也超出其职责范围。

市场经济、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秩序即制度。制度建设离不开公权力机关,但是制度的力量并不等于政府即公权力的力量,如果制度有缺陷而且未及时修改纠正,政府就会受到批评,直至遭到普遍反对。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是合理性与公平性两个方面,制度的建设和改进必然体现人类整体的智慧和力量。

迄今常说“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到底什么是“经济规律”?《汉语大词典》第9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经济规律:指经济现象间本质的联系。它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经济规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或失去作用。”(第869页)这个解释或定义显然十分空洞无物,而且十分武断。

《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按照其发生作用的历史时期长短,可分为四类:1.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2.在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起作用的共有经济规律,···例如价值规律。3.在某一社会形态中起作用的特有经济规律,···如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有经济规律之一,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特有和经济规律之一。4.在某一社会形态的一定阶段起作用的特有经济规律,例如,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特有经济规律,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的特有经济规律。(第437页)”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要搞市场经济,却几乎没有人再提“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说明所谓这些“经济规律”以及“社会形态”等都是人们主观创造出来的,谈不上是“客观存在的”。搞市场经济所应当依据的是市场经济原则,应当依据的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的认识结果,而不是依据虚无缥缈的“规律”本身(参阅笔者《超越西方思想》一书“认识论”一章及《德国思想与文化》一书“人类不受任何规律的支配”等文)。

马克思把理想的人类社会想得十分简单、没有任何竞争,主张“自由人的自由发展”,也似乎不需要政府;哈耶克等则把人类理想社会想得无限复杂,处处都有竞争,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两人都走到极端并极为片面,所以其主张都不可行。

以为“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公有制”必然导致社会公平,这是很大的误区。社会公平的实现只能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和基础,因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必要条件,而市场经济本身必然要求实行财产私有制,这虽然会导致收入差距,但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保体制和公平的税收体制等来加以弥补。只有市场经济能够持续发挥每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持续创造出财富,而计划经济不具有可持续性,也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很不合理;而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必然导致社会公平,需要多方面制度建设来实现社会公平。

迄今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制度建设方面走在全世界前列,在哲学和社科理论研究方面尽管思想十分活跃、有大量著述,但并没有取得真正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各派理论学说并存,仍有许多基本的混乱,中国学者不应妄自菲薄,而应当勇于和善于独立思考、大胆创新。

马列毛都真心想为人民谋利益,但他们彻底取消市场经济的主张实际上却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导致一系列失败,并倒逼人们进行改革。可惜中国迄今依然把马列学说当作完全正确的理论,这既与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相矛盾,也与为人民谋利益的信念相矛盾。这并不是说马列学说完全错误、一无可取,笔者在“市场经济与人类理想社会”(2007年1月)等文(见凤凰网博报“刘立群北外”)中已明确指出:“马列学说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核心至少有五个方面:1,反对贫富悬殊即反对剥削和压迫,主张社会公平;2,反对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3,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尤其是侵略战争;4,主张彻底的无神论、反对任何有神论;5,主张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即彻底的科学精神。”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要求必须勇于正视现实、勇于承认错误和不足、勇于改正任何错误,包括理论上的错误和缺陷,同时努力进行理论创新来替代迄今各种有缺陷的理论学说,才能站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与现代化事业的前沿,引领中国和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2017年4月8-21日)

(笔者下篇文章拟写“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破解美元霸权?——试论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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