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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论”的局限与误区

2017-04-09 22:08:0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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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论”的局限与误区                  

内容提要:“资本主义”是一个十分流行、使用频率很高的语词,关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国家或生产方式)”的各种观点混淆了一系列本不该混淆的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有些是由于历史原因而过去存在过、后来已基本上不再存在,有些则是必然的、合理的、理当如此,也有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去大力解决、纠正的问题。这些都必须通过大胆地理论创新把问题彻底讨论清楚。

                                               

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新闻媒体上,“资本主义”都是一个十分流行、使用频率很高的语词,不过“熟知并非真知”(黑格尔语),大家都使用的语词并不等于就是有意义或正确的术语,都以为当然存在的东西并不一定确实存在,都以为正确的观点也不一定确实正确。例如在很长时期内人人都谈论“上帝”或“神”并坚信“上帝”存在,至今仍有不少人如此,但实际上“上帝”只是人们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东西,在实际当中根本不存在。

世界各国都有人宣扬、赞成和支持所谓“资本主义”,也有人坚决反对所谓“资本主义”,观点针锋相对、形同水火。在我国,思想极左的人认为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主张倒退回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没有摆脱掉传统话语的人也称当前是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而腐败现象严重则是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连历任罗马教皇也都大批特批“资本主义”、把它当作“社会不公正和黑暗”的代名词,如此等等,似乎谁都躲不开“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实际上,有关“资本主义论”的各种观点及表述都相当混乱,谁也说服不了谁,让人无所适从。

其实,关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国家或生产方式)”的各种观点混淆了一系列本不该混淆的问题和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有些是由于历史原因而过去存在过、后来已基本上不再存在,有些则是必然的、合理的、理当如此,也有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去大力解决、纠正的问题。即所谓“资本主义论”既有因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缺陷,也有因观点学说本身缺陷而产生的失误,这些都必须通过大胆地理论创新把问题彻底讨论清楚。

所谓“资本主义”问题至少涉及三个不同的领域或曰层面:1,历史发展阶段划分问题或角度;2,所谓“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问题或角度(与第一项有关联,但侧重有所不同),而最关键是所谓“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3,从道德问题的角度,即认为“资本主义”等同于不择手段地极端利己、赤裸裸地黑心盘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一词有多个词义,是个多义词,而且词义相当模糊,因此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而是有着浓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词。作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理当摈弃这类不严格、词义混乱的语词,而只使用那些经得起严格检验和推敲、真正的科学术语。

关于第一点,迄今最著名的是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该论虽并非毫无道理、一无可取,但存在着很大缺陷,必须重新加以认识(请参阅笔者“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等文,见于凤凰网博客“刘立群北外”)。这与“历史发展单线论”和“欧洲中心论”也直接有关,即误以为欧洲的发展道路就是世界各国的必经之路,把欧洲发生的事情误以为在全球有代表性、在其他地区也必然会发生,尤其是把“历史发展阶段”刚性化,认为不同发展阶段彼此截然不同。这些显然是脱离实际、奉行本本主义的书生之见。

同样,以为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等都是完整的、刚性的东西,或者是认为应当保存不变,或者是认为应当彻底推翻或彻底改造。这些都是非黑既白式的二分法,其实都是片面和简单化,是站不住脚的。

不少人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独特的特征,包括不断扩展商业贸易、建立国际性货币银行和借贷体系、成立商品交易所和股票证券交易所、实行“雇佣制”即聘任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甚至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征服了全世界、把经济全球化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其实,这些现象和情况产生有着一系列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既有弊也有利,应当想办法尽力克服其弊而充分利用其利(事实上各国也始终在这样做,只不过仍有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克服),而完全不必冠以“资本主义”这个词来笼统地涵盖之并完全否定它们。

西欧近代以来最先走向世界,这并不是什么出于“资本家的阶级性”造成了“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结果,而是西方自古就有的海外殖民、海盗行径、航海经商、武装争夺、贩卖奴隶及劳工、种族主义等传统的延续,以及当时(15-16世纪)西欧各国比较贫困,而主要商路被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所中断,被迫通过海路去探险,尤其是得知东方“十分富有”后去征服及通商,在“误”发现美洲大陆后大肆掠夺其财富并大规模移民,导致西欧各国以及北美相继强大,并把发展相对落后的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广大地方逐步变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外,这也与国际社会长期缺少必要的法律制度(国际法)及国际组织进行制约和协调直接有关。把西方的武力扩张行为看作是所谓“资本主义扩张”显然失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到历史、地理、人口等因素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种族主义思潮等各种复杂因素所起的作用。

马恩等把西欧近代以来对外殖民扩张称为“资本主义本性”所决定的。他们坚决反对西方殖民扩张、反对不公平和不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的观点和立场是完全正确的、伟大的,他们虽然不是抨击西方殖民暴行的第一人,但却是抨击最猛烈、最系统者。这种学说一来大大鼓舞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二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首先是左翼人士)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错误政策,最终在二战结束后使殖民主义寿终正寝。但是,把西方近代扩张仅仅归结为西方近现代工商业经济发展这一点则显然失于简单、片面。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西欧的那些探险家、航海家乃至科学家等不惧怕千辛万苦直至生命的代价航遍全球,首次主动去了解世界各地风土人情,进行商贸活动,并且把所见所闻记写下来、画出来或者绘成地图,使人类首次了解地球的全貌,同时促进了全人类的沟通交流,而暴力掠夺只是其活动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所以不应简单化地对西方率先航遍全球予以全盘否定。

非但过去和现在,未来的人类永远也离不开商业贸易活动,在企业层面实行聘任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至于“血汗工厂”、“血汗工资”等现象则主要是西方在18至20世纪上半叶法制不健全甚至完全空缺、工厂主道德素质不高或很低、政府监管不力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类似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也有不少,并且也完全能够通过各种有效措施而大大改变直至基本消除,问题只在于各种措施的合理性及执行力度。

商贸活动必然追求无限地扩展,直到覆盖全球为止,也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所谓“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应表述为“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最先在西方形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现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方诞生”即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有一定关联)。马克斯·韦伯的所谓“新教资本主义精神论”同样有很大局限性和误区。

什么是“剥削”?人们普遍公认,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就是剥削。但什么是“劳(动)”?迄今普遍承认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分。那么不劳而获是否包括脑力劳动?此外,如果是少劳多获,那么多获多少算是剥削?这些显然都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资本论》中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率”就是剥削率,是对经济剥削进行量化的尝试。这种做法其实大可不必、没有必要,也缺乏真正的说服力。所谓“剥削”即贫富悬殊的存在不应简单归咎于市场经济或“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方面人类社会永远需要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贫富悬殊问题,人们完全可以采用各种制度性及非制度性手段去加以比较妥善地解决,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低收入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工资协商制度、慈善捐赠等等。事实上各国迄今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而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剩危机”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等多种手段予以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都已经成功实现这点。同样道理,经济全球化不应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谈不上是什么“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理应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不只是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一种“模式”。人类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各种合理制度的建设,克服“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病,使它永远造福于人类社会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迄今我们总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似乎这样区分是理所当然、无庸置疑的,在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也都这样表达和论述,但是在实际上,又没有谁能真正让人信服地说清楚它们各自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其实,寻找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是徒劳的,因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全人类共同的要求和归宿,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有共同的客观要求和特征,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姓社姓资”之分。(参阅笔者“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一文,见于凤凰网博客“刘立群北外”)

美国及英语国家媒体及政界和学术界普遍大谈所谓“资本主义”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体制。而在欧洲大陆,无论媒体还是政界和学术界都普遍使用“市场经济”一词,目前已不大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资本主义”是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词,并且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更何况市场经济绝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参阅笔者“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一文,见于博客“刘立群北外”)。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意识形态色彩稍淡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各国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完整翻译成中文就是“社会主义党”,它们的主要学说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无论是社会党上台执政还是非社会党上台执政,它们都同样称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而不提什么“资本主义”。即欧洲普遍不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相互对立起来,而是把“社会主义”主要理解为“社会公正”,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予以实行,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并行不悖。

单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存在很大弊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在战后以来逐步建立起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原来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造为“社会市场经济”,尤其是北欧国家最为完善。而美国随后也多少借鉴了欧洲的经验,在完善其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出不少努力,使其社会矛盾已大大缓解,尽管其收入差距仍远比欧洲各国要大。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所有市场经济工具在中国都已经建立,包括历来被视为“资本主义象征”的证券交易所。问题在于:证券交易所是发达的资本市场所必需的,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如此等等。市场经济运行存在一定的周期性现象,这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具体原因造成的,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所以,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各个国家最终都必然是相同或者趋同的,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机制必然是相同的。所以,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严格的科学角度讲是没有什么道理、站不住脚的,也可以说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要逐步履行各项承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全面趋同和接轨。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没有什么道理和意义的。我们应当大力转变思想观念,不能再抱残守缺、作茧自缚,让站不住脚的旧的思想观念蒙蔽我们,应当大胆摈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区分和表述,解放思想,轻装上阵,使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真正正确和有意义的道路上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问题及弊病首先与人口过多及增长速度过快有关,同时也与人口平均素质偏低有关,再有则与许多制度仍不健全以及各方面管理水平仍不够高等因素有关,此外也与思想理论领域的混乱有一定关联,而这些都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

认识到人类必然永远需要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等于主张要追求过度商业化。“过犹不及”,市场经济、商业都是人类社会所必需的,但是在很多事情上过度商业化显然弊大于利。我们应当认识到这点,同时应当制定必要的制度规定加以制约和引导,并不断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和道德水准。

现代企业制度产生于西欧国家,在产生之初主要是家族式企业,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是必然的,以后才逐渐产生股份制企业并日益成为主流。聘用制本身是现代企业制度所必需的,在开始时,由于当时企业几乎都是家族式企业,因此必然是由企业主聘用员工,而且缺少必要的法律规定及最低工资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企业主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便竞相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使工人处于不公正、受欺侮和受剥削的境地。经过工人的斗争,有关立法逐步完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逐步好转。此外,随着企业逐步转为股份制,不仅一般企业员工是被聘用,而且其高级管理人员也都是聘用的。这就是说,不应当否定或者“推翻”聘用制,即不应把聘用制等同于经济剥削、称之为“雇佣制”,而应当采用各种配套制度使聘用制的缺陷给予不断补充、纠正和完善。

马列等所批判的所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其实与跨国大企业、大公司的诞生、发展并在国际经济领域取得支配地位这种现象有关,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首先,公司、企业必须不断发展、扩大,由于本国的市场容量有限,因此必然逐步向国外拓展;第二,公司企业的发展必然要从业务比较单一向多种经营发展,因为业务单一大多有较大局限性,也就有较大风险,而多种经营可以增加灵活性并分散风险;第三,即便是国际市场,其容量最终也是有限的,因此逐步集中于某几个甚至一、两个跨国大企业,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这两个大型飞机制造公司“巨无霸”垄断了全世界大型飞机的生产,因为大型飞机制造难度极大。这些都是生产及经营合理化的表现,是不依人们主观意愿的必然选择和趋势。试问,大型飞机这类特殊产品难道能够由规模比较小的公司制造生产吗?难道每个国家都成立一家或几家制造大型飞机的公司、从而没有“垄断”,这种情况对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难道就合理吗?

以上这些现象都有其独特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扣上“资本主义”大帽子、似乎必须消除这类现象,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幻想。这些也证明马列经济学说本身的严重缺陷,不应再把它当作完全正确的理论学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全球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而这种不合理现在必须通过各国共同协调来缓解,最终只能由未来的世界政府通过合理的政策完全消除,而并不是取消跨国大公司本身。

依照“姓社姓资”逻辑推论,中国搞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西方发达国家大搞经贸投资等都可以称为是在“挽救西方资本主义”、“延缓西方资本主义的衰亡”。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受益者无疑是中国人民自己。

从整体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方面发达,而且其社会保障水平居于世界前列,和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有某种根本不同。现在的西方已经不是过去的西方,二战结束即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已经不是此前的西方,更不是19世纪、18世纪的西方。以欧洲和美国为主的西方无论对内对外都吸取了大量经验教训,进行了大量制度改革和创新,取得了许多变化和进步。像我国目前的严重腐败及“黑砖窑”事件等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早已没有,更不必说满街乱吐痰的陋习实在让人汗颜;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目前大学扩招之后依然只占应届毕业生的不足四分之一,而发达国家已占四分之三以上。

主张马列观点的人认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把合作社、股份公司、大银行、大垄断组织、国有企业和一切国家计划和管理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掌握在人民手中,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新社会”(见“马克思主义研究网”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发展趋势研究”一文)。什么叫“掌握在人民手中”、怎样做到这点?像中国目前这样做到这点了吗,或应当怎样做?毛搞极左就是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世界”、认为“一大二公”就是把所有权交给了全体人民、实行“全民所有制”,但实际结果却是让人民饱受苦难。可见问题远非这样简单,问题的关键也没有抓准,所依据的是本来就很成问题、空洞的老教条,没有什么说服力,也不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完全是本本主义、书生之见。

只有那些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人才不知世界之大、变化之快以及我们自己之不足。奉劝这些人走出国门去打开眼界,回来再发议论也不迟,或哪怕暂时不出国,也可以去多读读介绍当代发达国家的书籍文章、多看看有关影视资料,努力开阔自己的眼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解放自己的思想,而不要像堂吉柯德那样把转动的风车误当作妖怪去大打出手。这样才能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真正贡献而不是处处拉后腿、落后于时代。只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才使我国取得了巨大变化、迅速发展进步,否则就仍是一穷二白、愚昧落后。

西方片面肯定“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无疑也有许多缺陷,尤其是把市场经济及政府干预问题与个人自由相联系的观点并没有什么道理。但不应当从反对“资本主义”论的观点出发去反驳所谓“新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观点本身也有严重缺陷,而完全可以从人们需求的多样性和发展性角度去论证(参见笔者“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等文)。

可以说,各种“主义”之争都只能越争越乱、跳不出观点混乱的怪圈,因为号称为一种“主义”的理论学说其实往往与其他的学说并不是完全不同,而主要是强调的侧面不同,但是人们却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从更高、更超脱、更平和客观、更严谨的角度去思考各种理论学说的长处和短处、怎样取长补短、有哪些共同的缺陷。应当彻底打破“主义”林立的西式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实际上并不存在作为“社会制度”或“历史发展阶段”的所谓“资本主义”,这是由于一系列不大正确或含混不清的观点而造成的错误观点及话语所造成的,从而陷入极大的理论误区,这种理论认识上的错误使人类曾陷入严重对立甚至尖锐冲突。现在应当汲取这些惨痛教训,彻底解放思想,摆脱对不正确理论学说及话语的迷信,大胆创新,跳出“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制度”这类似是而非、并非真正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中国应当如此,西方以及全世界同样需要如此。我们需要重新了解和认识西方,也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未来。同样,西方也应当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社会以及思想观念上的缺陷,同时应当重新认识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创新的当今中国,从而最终实现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合作、共同进步,建成名副其实的和谐世界。

(此文收入刘立群著《德国思想与文化:反思与创新》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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