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群北外的博客
凤凰博报 由你开始
http://liuliqun.blog.ifeng.com
发表 管理 分类 简介 头像 功能 音乐 友情链接 模板 个性域名

超越文明的冲突—从历史哲学到未来哲学

2016-08-09 21:27:17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国际问题 | 浏览 19193 次 | 评论 0 条

超越文明的冲突

——从历史哲学到未来哲学

                    刘立群

                        2016年8月9日20:30微信群讲课

内容提要:“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此论虽符合部分事实、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也有较大缺陷。既不应夸大不同文明的差异,也不应忽略不同文明的发展变化及人类共同文明正在形成。作为理论科学的哲学不仅要回顾和总结人类历史,更要面向未来、指引未来,要重视和实施人类文明的创新与融合。


朋友们好!谢谢主持人!

这是我第八次在微信群讲课。第一次是今年3月份。我的讲稿都发到我在凤凰网博客“刘立群北外”上。今天是在前几次讲课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同时回应网友们在博客上的一些评论。主要谈16个论点。

1,解题:美国学者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引起很大争论、产生很大影响,他区分了6、7种不同的“文明”即所谓“文化圈”。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区分了8种文化圈。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区分了21种“文明”即文化圈。这种区分与民族、宗教、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关。从历史角度看,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发生过冲突,至今仍大致如此。

有些古代文明基本上消亡了,有些没有消亡,而是延续下来,影响最大的是欧洲文明和中华文明。不过这些文明实际上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甚至某种断裂。导致发生这些变化的因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即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碰撞。目前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有所模糊、交叉、相互影响,正在形成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标志性例证是历法方面的公历、公制度量衡、国际经贸规则、全球互联网等等,这些都与商品、人员、资金、信息和知识等的全世界流动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过于纠结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或中华文明与非中华文明的差异和区别意义不大,不仅不完全符合事实,而且有时是有害的,既害自己也害别人。

2,自从史前人类分布到世界各大陆定居之后,各地民族发展便不大平衡,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即文化圈,存在着发展快慢并出现了事实上的先进和落后之分。从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海道大通开始,各大洲居民开始相互接触,由于相互不了解、没有认同感,在相当长时间内必然发生矛盾、碰撞乃至武装冲突,欧洲人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征服和占领了欧洲以外大部分地区并进行大规模移民开发,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科学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始终领先于世界,不过截至1945年二战结束,所谓“西方文明”处于分裂甚至是对抗状态,主要目的是为了争霸世界。这种竞争一方面刺激西方各国发展,另方面也导致几败俱伤。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全面超过欧洲,二战后欧美等工业化国家之间不再发生战争,而是联手进一步领先并主导世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二战后一度与西方集团分庭抗礼,至1990年代初彻底瓦解。之后中东欧大部分国家主动归于西方集团,俄罗斯则与白俄罗斯及中亚五国结为某种联盟继续抗衡西方,不过基本上处于弱势地位。

3,对人类自身及对其他民族的看法:在西方中世纪末思想界,西方人起初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关键区别在于人类有“上帝”、动物没有“上帝”;随着牛顿力学等自然科学研究的进步,神学思想逐步退潮,人们普遍认为关键区别在于人类懂得道德、动物不懂得道德。进入19世纪后人们逐渐认识到问题不是这样简单,不是只有一种关键区别。此外,进化论思想的诞生过程伴随着相反观点的上升,即人类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和动物界没有根本区别。之后人们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什么关键区别,也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何关键区别。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包括德国学术界多次发生的“方法论之争”。

西方曾普遍认为道德与“上帝”、与基督教密不可分,没有“上帝”和基督教就没有道德。但自从中国儒家学说传到欧洲后,西方人发现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道德学说,但却没有“上帝”,说明道德并非离不开信仰“上帝”。因此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们高扬无神论和唯物论,狠批有神论和基督教学说,进一步为现代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主流自古以中原正统和文明民族自居,把周边民族称为“蛮夷”。从1840年起较多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依然把西方人称为“蛮夷”,引发当时西方人十分不满。与此相似,“文革”极左时代中国把自己视为“世界革命中心”,直至今天,中国极左派的潜意识里依然这样想,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或是其附庸,并提出“中国模式”主张。在欧洲,自古也有“欧洲中心论”,因为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就比周边地区要发达、文明程度高。“美国例外论”也多少含有“美国中心论”的意味,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民”、给人类带来特殊的文明。此外,埃及、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486年]统治时期,波斯帝国国力达到鼎盛,其疆土东起葱岭、西至巴尔干半岛、北逾高加索山脉、南抵埃塞俄比亚,600万平方公里国土,包括70个民族及1800万人)、俄罗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也都有过某种“自我中心论”或“本民族至上论”(奥斯曼帝国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故其君主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继承了东罗马帝国文化及伊斯兰文化,融合了东西方文明)。这在当时各地区人们不了解全世界整体情况的背景下是必然出现的。

4,“民族(或文明)自我中心论”是普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各地人们都最熟悉本民族、本国的情况,尤其是在征服了周边弱小民族后头脑膨胀,觉得自己就是天下老大,而不了解世界其他地方情况。近代以来各国人们相互了解,因此出现全球性争霸,可以说是争当世界中心,现在常称为争夺世界的“主动权”或“领导权”。自一战开始至今都不再是单独争霸,而是组成国家集团争霸,因单独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够大。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集团性战争,二战后的两大阵营之争仍是集团性对峙和争霸,并且与意识形态对立直接有关。如果认为任何竞争和争霸最终都只是利益之争,这只符合部分事实而不符合全部事实,实际上也是把人类贬低为没有思想的动物。“本民族及文明中心论”的表现之一是把自己民族、自己国家、自己文明看得一切都好,不许说有不好的地方,而把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看得一切都不好。这可以叫自恋、自我欣赏。另一个极端是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别人什么都好,这可以说是自黑、自虐。这两种态度都是走极端。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二十四章“永恒的幻想”:“只要我们不是作为局外人,而是站在大一统国家国民的角度来看待大一统国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的国民不仅希望自己的世俗国家永远存在下去,实际上还相信这种人类制度是永恒不朽的。(其实,主要是统治阶层这样认为,例如秦始皇——刘立群)···罗马帝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我们发现,见证‘奥古斯都的和平’(Pax Augusta)(应译为‘奥古斯都治下的和平’——刘立群)的一代人显然是发自内心地断言,开创这个和平时代的帝国和罗马城必定是不朽的。(第592页)”大量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任何帝国都不是世界的中心,不可能永远强大,也都不是永存不朽的。不过现代世界、现代人类和过去时代有根本不同,这就是全球化的不可逆转和各种文明相互融合趋势。

5,政治文化是各种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主要是贤人政治、贤人政府,即“明君+清官”,广大民众主要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在两千多年以来历史上,确实出现了不少明君和清官。和昏君及贪官相比,比较开明的君主和比较清廉的官员无疑要好得多,必然得到民众的拥戴及怀念。这里的“贤人”一方面是从道德角度看即清正廉洁,另方面是从能力角度看,堪称是“德才兼备”。儒家学说等与贤人政治也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1949年推翻国民党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反贪官污吏为主要动力,“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贤人政府”,极左时期搞政治运动、“反修防修、反走资派”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为了使各级领导都必须是“贤人”,标准则是坚持马列、走“社会主义道路”(尽管事实已证明极左犯下大错)。目前反腐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依然是依照“贤人政治”的方式和传统。

相比之下,西方基本上没有这种“贤人政治”传统或至少很弱。在民主化程度最高、政治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强的国家瑞士,各级政府和官员的作用都十分有限,主要是依法处理公务、具体实施决议,即便国家领导层依然如此,重大决定或者由议会做出,或者举行全民公决。换言之,中国各级领导、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任务和责任都要远高于瑞士(暂不考虑两国人口悬殊因素)。美国的情况很特殊,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总统的责任最大,而在对内方面,由于受到国会很大制约,他的责任与国会共同分担,各州政府也承担大部分具体行政责任。和中国最高领导相比,美国总统所承担的政治责任及压力要小,尤其在对内政策方面。

6,“贤人政治”的另一面是:中国民众、尤其是广大中下层民众普遍不习惯、也不懂得如何参与政治,普遍习惯于相信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依赖政府决策,对政府有些政策不满大多也只是议论一下、发发牢骚,谈不上积极建言献策。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不把许多“内部信息”披露给全体民众,广大民众对本国政治情况了解很有限,所以也就没什么发言权,或者说不到点子上,有些官员就觉得是“添乱、浪费时间”。目前各级政府经常举行一些座谈会、听证会无疑是进步,不过有时不能真正畅所欲言,形式主义、走过场的现象比较严重。

在中国政治文化氛围下,一些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便钻制度不公开、不透明的漏洞,以“国家安全”、“保密”、“重大项目”等为借口搞“公私兼顾”、以权谋私、拉帮结派、钱权交易等等,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挥霍浪费了人民很多血汗和宝贵资源,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是造成贫富悬殊的重要原因。各级政府在决策出现失误后有时尽力掩盖、弄虚作假,真相败露后才被撤换,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中国“贤人政治”传统的表现之一是:上级领导比下级领导要高明和正确,最高领导肯定最高明和最正确,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贤人”也是分为等级的。而在现代西方政界,这种情况很弱。在西方各国,上级领导肯定要承担更大责任,但绝不等于他更高明更正确,其他人,包括下级官员,都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而不是盲目相信上级领导高明和正确。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贤人政治,至今基本如此。西方政治文化可以称为“半贤人政治”,在道德品质方面有基本的要求,在能力方面也有一定要求,不过各级政治家更多靠智囊、各方意见建议、平衡各种利益等。

7,过去中国老百姓习惯于有皇帝,而且中国的皇帝是政治和精神权威二者合一。在西方,自古以来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基本上是分离的,中世纪有世俗皇帝与罗马教皇并立,现代社会各国政府只管理世俗的公共事务,精神信仰方面的事务由教会负责,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教皇始终是其精神领袖和权威(参阅丛日云著《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中国人传统上还有儒家权威即孔子,此外还有佛教、道教等作为精神支柱。

杨阳著《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元’与‘二元’:两种秩序观及秩序模式”:“与欧洲中世纪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明不存在‘政’与‘教’之间的明显分离(第8页)···政治权威与意识形态权威合而为一,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一体同构。(第15页)···(强调)‘法治’表明执政党正试图改变原有的依赖意识形态的治理模式。···但主权在民的宪法原则还没有落实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架构。政治合法性基础因意识形态的消解,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悬置状态,···(第28页)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治理手段,仍与法律杂糅并用,且干扰着法治主义治理模式的确立。这都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还远未被推进到真正的关键阶段——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相对分离,社会主要依靠政治体系实现秩序的阶段(第29页)。”

此文的观点和我“政治高于学术还是学术高于政治?”(博客“刘立群北外”)一文观点基本相同。学术研究主要是学术界的事情,而不是政界、不是政治家的事情。

8,方宇军著《中国传统的政治道路——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渊源》(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中国历史上的官场腐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这样触目惊心,这样成为千夫所指。···(因为现在)商品交换已经成为普遍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导的经济形式,人们的逐利心态和机会迅速膨胀,官场腐败更是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第296页)···政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当执政党中的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时,腐败就产生了。在一党执政中,这种腐败不是针对党自身的,而是在与外界的接触和对立中产生的,党并没有感受到那种直接的、面对面的对立;即使执政党意识到这种腐败对一党执政的危害,但执政党并非人格化的,更非个人化的,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这种危害是针对自己的(这与君主制不同),从而缺乏那种关及自身的切肤之痛和紧迫之感;最糟糕的是,官场腐败以其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在缺乏有力制衡的前提下,腐败分子更会结党营私、培植亲信,左右逢源,上下通吃,形成党内的权势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极难攻克。(第297页)”

再介绍两部书:阮炜著《论大国民主——关于非普选民主的几点思考》(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种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非普选民主?考虑到西方民主业已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进行这样的实验就更有必要了。(第2页)”此书提出“非普选民主路线图”(第五章),其论证较详细且有一定道理和可取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此书在深层次理论上依然有较大缺陷,例如认为“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当然是私有制”(第96页)。刘建飞《民主中国与世界》(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一书提出“中美在民主问题上合作”的主张(该书第十章),有一些新思路、新观点。

9,贤人政治在现代社会有其局限性,因现代社会管理的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知识含量高,管理难度很大,需要全民的智慧和力量,也需要广大专业人员的智慧和力量,而不再是只靠少数“贤人”。

陈炳辉著《西方民主理论:古典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月):“现代社会已发展为复杂性社会、风险型社会,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具有专门知识、专门才能的专家、官僚、精英,才能保证治理的效率。而一般的公众却不具备处理公共事务的知识和能力。这就造成了某种困境,为了国家治理的效率,就得减少民主,就得牺牲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第491页)

从道理上说,教育普及程度越高、教育质量越高,则公民素质越高,公民素质越高则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水平就越高,社会的稳定性、公平性及合理性也就越高。除了普及之外,教育的内容至关重要。应当把完全科学的内容作为教材,而不是把有严重缺陷的理论学说当作教材。

10,过去强调“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精神”,在特殊困难时期,人们可以依此精神共度难关,但这不可能长期持续,关键是这个目标有问题,奋斗是为了进步,进步后条件必然变好,还固守这个目标既不合乎人性,也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就是各类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方便,过去手机(“大哥大”)和电脑等是奢侈品,现在则普及了手机和电脑,理应用在公共管理部门。可取的目标应当是廉洁奉公、不追求奢华、不铺张浪费。无论纵欲还是禁欲都是走极端,都不可取。很多地方政府大搞楼堂馆所,浪费纳税人的宝贵财富,关键在于不透明、缺少监督,第一把手往往滥用职权、随心所欲。仅仅号召“要艰苦奋斗”显然缺少约束力而且不可持续。可取的应当是类似英国首相卡梅伦、纽约市长等自己乘地铁上班等平民化的作风。民众并不希望各级官员比普通民众日子过得更差,而是不应以权谋私、拉帮结派等等。

11,从中西政党特点不同看文明差异:美国政党最为松散,组织性最弱,最不严格和严肃,甚至是娱乐化(如共和党用大象、民主党用驴做其象征,人们做成各种卡通漫画加以嘲讽);欧洲政党的组织性比美国要强一些,也更严格和严肃一些(例如没有用动物做象征,也无从用漫画来嘲讽);中国政党的组织性最强,要求也最为严格和严肃,尽管在大量基层组织中有时做不到那么严格或往往走形式。美国的政党基本上没有固定的党纲和党章,欧洲政党基本上有,中国政党则有较为完善的党纲和党章。

在美国,政治可以是很不严肃的事情,已经被商业化和娱乐化;在欧洲,政治的严肃性比美国强;在中国,政治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一般不能拿政治事务开玩笑。说个段子:一个美国人说:我们这里最自由,我可以骂美国总统;一个中国人说:我们这里也最自由,我也可以骂美国总统。这些一方面体现了不尽相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氛围,另方面也体现了不尽相同的文明背景。不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个人权利之一,尽管它也有底线。

客观上说,一党制的政策连续性更强、更加稳定,不过弊病是缺少对立面(反对党)、媒体及民众的充分监督,易于导致一把手权力过大、官官相护、贪腐严重、决策失误造成较大损失等弊病。美国式两党制也有不少弊病,包括利益集团影响、金钱政治、竞选舞弊、政策连续性偏弱等,远非十全十美。欧洲各国的政治体制比美国更为公平合理一些。这说明政治体制问题是个实际的制度问题,不必和意识形态“姓社姓资”问题连在一起。一个典型案例是: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1919-1933年)小党林立,议会中执政联盟十分不稳,是导致希特勒纳粹党趁乱上台的一个重要因素。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时吸取了这个教训,法律规定必须获得最少5%选票的政党才能进入议会,被称为“5%门槛”。由此保证了德国联邦议院及联邦政府的稳定性。目前欧洲一些国家也都采用了这种规定。

我写过“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一文(见博客“刘立群北外”),其实政治体制也没有“姓社姓资”之分。在西方不少人眼中,“资本主义”主要是“贪婪”、“贪得无厌”的代名词。其实,中国的“大老虎”贪官同样贪得无厌。此外中美等各国目前对暴富者的财富限制很有限、力度也不够,收入差距很大,这对整个社会负面影响较大。关键都在于必须完善各自的制度并加强制度约束。

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由于制度刚性及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美国都很难对其政治体制做出较大改变,问题在于需尽可能客观全面地看待对方,既不应从“姓社姓资”、也不应从“民主-专制”这两种片面的、不大科学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去相互贬低,不必抨击别人是“走邪路”,同时理应从务实角度对各自政治体制的缺陷进行修补和改进。要达到制度的可持续,必须使制度尽可能公平和合理,而不是唱空洞无用且有害的意识形态高调。

客观地说,多党制政体易于造成国民公开的分裂,而在一党制政体下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公开的分裂,但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和干群矛盾。无论是哪种矛盾,都应尽可能以改革的方式予以缓解和解决,而不应激化矛盾,尤其应避免发生暴力冲突。暴力方式剧变必然留下很大后遗症甚至出现动荡和混乱。

多党竞选制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目标选项,在一党连续执政体制之下依然可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使政治体制尽可能达到公平和合理,关键在于政治领导人必须尽可能开明,尽最大可能广开言路、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中国近14亿中有大批各方面人才,有极大智慧潜力,政治必须尽可能公开透明,像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那样,才能人尽其才、充分发挥所有人的才能和智慧。此外,必须尽可能按照专业方式去治理国家,而不是按照不可持续、站不住脚的马列意识形态方式去治理国家。还应当通过党章和宪法限制各级领导、尤其是第一把手的权力。

12,国内有些人认为,谁实力强大谁在世界上就是老大,别人就不敢欺负他,而且怕他。这些人没有想到,美国实力强大与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以及能够吸引全球优秀人才等密不可分,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可能真正强大、不可能持续强大。中国要强大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正如改革开放以来所做的这样,但目前的问题是在实行现代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还有不少不足、不到位,包括建立尽可能平等完善的社保体制方面,必须进一步改革。此外,还可以提问:中国强大之后该怎么样、该做什么?仅仅想到不再受欺侮显然过于狭隘。

在极左派看来,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天然盟友”,其他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其附庸,“骨子里”是反华或倾向于反华、反对“社会主义”的。这种“姓社姓资”两分法似乎相当简单且可笑,但确实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虽然有时不一定都明确表达出来。

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和“私有制”相连(事实上确实如此),而“私有制”就等于“资本主义”,所以觉得是在搞历史倒退。在10月12日十四大召开当晚,北大经济学院一位副教授跳楼自杀,现场发现死者用圆珠笔在《求是》杂志封面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他相信计划经济,对“私有化”的提法特别反感,曾在《经济资料》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等文章(参见郑刚主编《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全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957-958页)。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感到绝望。另有一本书中讲:中国某地搞“私有化”但不敢使用这个词,所以采取各种变通的办法和表达,很多十分荒唐可笑。这体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明思想不解放只能导致浪费中国人许多聪明才智和宝贵资源。思想保守僵化、头脑简单发热必然出现许多荒唐事、说出许多荒唐话。

市场经济必然是对外的、对世界开放的,有走向世界的动力,也由此逐步形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社会不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传统经济)本身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则是封闭或半封闭的,没有走向世界的动力,不可能发挥每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不可能真正强大。全球化只能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不可能出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球化。

13,从理论科学角度看,有神论意味着思想上的偷懒和不严谨,把解决不了、说不清楚的问题一概归结为“上帝”或“神”的作用。在实际生活中,有神论所起的作用至多可以缓解部分人的心理状况,给一些人以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却不能解决任何实际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和经济问题),在不少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或弊大于利。科学的彻底性必然与任何有神论都是矛盾的。从长远角度和根本上说,任何有神论都不可能成为人类的精神支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无论哪种政治意识形态还是哪种宗教意识形态,都包含有不同的成见和偏见。真正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理论应当尽可能消除成见及偏见。

一个学说是否是科学、是否正确,不是靠少数人去认定和宣布,而要靠所有人的广泛实践和广大学者充分讨论研究和论证,要依据广泛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推理。马列虽然主张无神论,但是笃信马列学说的人却像相信宗教那样相信马列,不去正视马列学说存在明显缺陷,不承认马列的许多预言没有实现,不愿意认真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总是牵强附会地寻找其他原因。有神论者一般不承认有神论有某种根本缺陷,笃信马列的人往往也如此。这些都不是真正和彻底的科学精神。马列的许多预言,如“阶级划分”会愈益简化、资本垄断会导致中小企业消失、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周期性发生且愈益严重、“经济剥削”会愈益严重(贫富差别扩大不应简单归咎于“经济剥削”问题)等等,基本上都没有应验,或者说社会发生了很多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这主要由于他们的基本观点本身有较大缺陷,所以其推论及预言就必然不大科学和不大准确。

14,现代科学学术研究中的学科划分主要诞生于西方,但是目前西方学术界并不过分拘泥于学科划分,而且很久以来就鼓励跨学科研究。而在中国目前却把学科划分推向极端,细致划分了一级、二级、三级学科,壁垒分明,虽然有一定实际意义,但客观上已经阻碍了学术研究。例如,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总序”:“政治思想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我置身于历史学,这样就出现了学科与人身归属的矛盾。”

不仅在社会科学中学科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在自然科学中也是如此,物理学和化学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物理学和化学与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

此外,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有国界的科学就不是彻底的和名副其实的科学。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没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则不是。学术界应当力争创造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进而运用这些理论去研究各国具体实际,而不是创造出仅适用于一个国家的理论。李德顺主编《哲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哲学’是否有中西之分,取决于所指的是学科还是学说。作为广义的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可能有‘中西’之类的区分。就像不存在‘希腊几何学’、‘英国物理学’一样,也不存在‘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但学说的情况则不同。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过去在中国曾经只有一种哲学——中国哲学;如今在中国则至少有三大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第11页)目前号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体系、社会学体系、政治学体系、经济学体系”等非但没有真正的科学意义,而且阻碍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只考虑一个国家的理论既缺少普遍适用性,科学性也不可能很强,何况是从民族国家出发而不是从全球视角出发,可以说是落伍的,落后于时代潮流。

15,现在强调研究文本,这无疑是正确的,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如果是译文,还需要研究原文和译文两个文本。但文本研究也容易出现偏差,即只研究文本上写了什么,而往往不去考虑还没有写什么。即赵元任教授在写给当时其学生王力毕业论文批语中所说“言有易,言无难”(葛剑雄、周筱贇著《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此外,研究者们也容易忽略一个人不仅说和写了什么,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做得怎样。

很多人研究马列只去研究和思考马列毛写了什么,而基本上不去考虑他们没有写什么以及为什么没有写这些,更不去考虑马列学说有何缺陷以及如何纠正这些缺陷。严格地说这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而是类似于研究宗教典籍的态度。

16,历史哲学主要是向后看,主要向前看的哲学应当称为“未来哲学”。不少人把历史看得太重,甚至提出“文化基因”学说,其实任何民族文化和文明都是逐步形成的,是可变和可塑的。历史是不可逆的,也不可重复,应当以比较超脱的心态看待历史,包括要勇于承认历史上犯的错误。人类在未来不应当再有所谓“不同文明的冲突”。当前世界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是:随着全球化发展,各“文明”(“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家文明”等)即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相互之间虽仍存在一定矛盾、摩擦甚至冲突(包括恐怖袭击问题),但总的来说其界限在逐步模糊,相互开放包容,而逐步形成共同的全球人类文明,其先锋是各国各民族科学学术的发展和交流,最深层次是哲学思想的创新和交流。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和差别将长期存在,但不应再为此发生严重矛盾甚至冲突。

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刘新成):“‘文明互动’一说,率先由布罗代尔提出,经威廉·麦克尼尔和杰里·本特利得以完善。布罗代尔认为,···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完全封闭的。麦克尼尔和本特利则指出,所有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处于不断接触、交流和互动当中,因此生硬地把人类文明分成不相往来的各个部分,并进行比较,在方法论上是有欠缺的。(第21页)···全球史学家认为,我们正在迈进‘全球联动’的时代,整个世界处于多种文化的统一过程中(第24页)。”

葛剑雄、周筱贇著《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明确提出“人类共同创造一种集各种文明之长而又避各种文明之短的全新的文明,它既不是西方文明的延续,也不是儒家文明或伊斯兰文明的复兴。···即使现存的各种文明都消亡了,但从它们的优点都已被吸收的意义上说,它们都获得了永生。古代的文明,在当时严酷的生产条件、交通条件、生活条件下,文明可能只能交替兴衰,这一点汤因比总结的规律也许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适应过去的规律未必适应于未来(改为‘适用于’更准确——刘立群)(第276页)”迄今对“规律”的理解相当肤浅和混乱。请参阅笔者“人类不受任何规律的支配”一文(收入笔者《德国思想与文化:反思与创新》一书及博客“刘立群北外”)。

于光胜著《文明的融合与世界秩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提出文明融合有助于培育世界秩序的价值取向、文明融合能够使国际社会更加有序等观点。

没有科学学术创新,一个民族就不能进步,全人类也不能进步。而创新不应设立任何条条框框,一种观点、一个理论是否正确需要学术界自身去研讨和评判,而不需非学术界的“权威”定调子、指方向。科学学术创新是民族进步和人类进步的火车头。在全球化时代,以为能够完全保留原来的文明形态或者能创造出与世界主流文明形态完全不同的特殊的文明,那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研究未来哲学比单纯研究历史哲学更有意义,可以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继续创造全人类新的共同文明。

谢谢大家!

(2016年8月2-9日)


有不一样的发现

0
上一篇 << 为什么1+1=2?——数学哲学创新札…      下一篇 >> 欧洲大陆与英美学术传统之比较
 
0 条评论 / 0 人参与 网友评论 跟帖管理

关于博主

刘立群北外

欢迎您来我的凤凰博客! 共同思考,大胆创新!

博文相关

凤凰博报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