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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理论创新—从新的道德理论出发反思“文革”

2016-06-05 21:17:15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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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哲学理论创新——从新的道德理论出发反思“文革”

(刘立群2016年6月5日微信群讲课)

提要:笔者从新的哲学核心领域出发对道德哲学理论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并由此出发去反思“文革”等问题。包括:应严格区分开“道德”和“伦理”,“伦理学”应改称为“道德科学”;应严格区分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道德主要是个人层面,伦理主要是制度层面;道德基本原则是利他和平等原则,制度基本原则是公平与合理原则;“文革”中发生大量毫无人性的事情主要出于“阶级道德论”即认为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而要“毫不留情”。替代“阶级道德论”的应是公民道德论和职业道德论,即人人都应遵守公民道德和各种职业道德,同时各方面制度建设理应尽可能公平和合理,社会才能成为美好的社会。

人类思考研究道德科学问题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但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说,伦理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艺术。20世纪英国著名学者罗素也说:“伦理学至今还不曾做出过任何确切的、在确实有所发现的意义上的进步”。维特根斯坦把伦理学看作一部人类思想倾向的历史档案。这就是说,道德哲学、道德科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即完全正确的科学,迄今各种观点学说众说纷纭,对此还需要做很多研究和创新。

今年是“文革”开始50年、结束40年,人们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很少有人从道德理论出发去认真研究,对于“文革”期间大量违反人性甚至惨无人道的事情,迄今没有能真正讲清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今天的讲课主要要谈我对道德哲学理论的创新并由此出发去重新反思包括“文革”在内的许多问题。有些观点和表达会引起大家讨论,肯定会有不同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是好事情。

1,迄今一般都把“道德”和“伦理”相提并论,把两者混为一谈,认为“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其实应当严格区分开“道德”和“伦理”二者:“伦理学”应改称为“道德科学”才准确,“道德心理”、“道德情感”不能称为“伦理心理”、“伦理情感”,“道德规范”不应和“伦理规范”混为一谈,中国宗法制社会中所谓“三从四德”实际上是伦理规范,而不是道德规范。伦理问题属于制度文化,道德问题则不属于制度文化。全世界的学术界迄今对“道德”一词有几百种定义,有的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对“道德”问题的理解差别很大。但这只是在学术领域,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合乎道德的事情。问题只是在理论研究领域存在很大混乱。这说明理论研究严重落后于实际,混乱和错误的理论观点也对一部分实际行为和政策产生误导。黑格尔说“熟知并非真知”,只有真知即理论认识才需要达到完全正确和准确的程度,并对人类社会的实际、对人们的实际行为产生引导和指导作用。

2,经过30多年反复思考,我现在对“道德”一词做出的最简单明确的定义是:一个人有意与他人发生利害关系以及平等与否关系的行为。具体来说,有意的损人利己行为以及有意的待人不平等行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有意的助人为乐甚至舍己为人以及有意的从人格上待人平等的行为是道德的行为。这是道德核心的两个方面。这里所说的“行为”是指人的各种行为,包括态度、言语、肢体动作、所做出的决定等等。例如,辱骂甚至殴打别人的行为,偷盗别人财物的行为,商业欺诈行为,贪腐行为等等,都是不道德的行为,有些同时也触犯法律。这个定义有几个关键词:一是有意,即故意而不是无意的行为(实际上,每个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有意为之即由自己思想所指挥的,无意的行为包括例如醉酒后的行为、精神病患者的行为等);二是有损于或者有利于别人利益的行为;三是从人格上待人平等与否。有人可能认为这个定义过于狭窄,其实并非如此,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甚至都可能涉及到道德与否的问题。下面我都会进一步展开阐述。

3,道德科学是研究道德领域问题的学问、学科,它包括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实证性研究两个方面。道德基础性理论研究就是道德哲学研究。目前学术界把两者分别称为“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我认为应当改称为“道德哲学研究”(或“道德理论研究”)和道德实证研究。即道德科学不应再称为“伦理学”。对伦理问题的研究可以称为“伦理习俗研究”。只有道德哲学研究取得突破,道德实证研究才能完全走上正轨、不走弯路。不少人笼统地说“道德哲学(或者说伦理学)研究属于哲学研究”。其实道德哲学研究属于哲学研究的外围领域(审美哲学亦然),而不属于哲学核心领域。我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和很多文章中(包括博客“刘立群北外”)都论证了,哲学核心领域包括存在论、符号论和认识论(我在前三次讲哲学创新时已分别讲),只有把这三个领域的问题都得到正确解决之后,才能正确解决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哲学外围领域的问题。一般把认识论、道德哲学和美学即对真善美的学问相提并论。这有道理,也有不足,因认识论属于哲学核心领域,而道德哲学和美学则不属于哲学核心领域。三者不可比,不应混为一谈。

哲学外围领域主要包括:数学基础(数学哲学)、自然科学基础(自科哲学)、社科基础(社科哲学)、道德科学基础(道德哲学)、审美科学基础(美学哲学)。

4,孤立地单独研究以上某个领域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突破,同样,孤立地研究道德理论不可能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和真正解决问题。迄今道德哲学研究领域的大量混乱主要出于哲学核心领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正确的解决,把本应区分开的问题和领域都混为一谈,所以必然乱上加乱。对于哲学认识论问题和美学问题,大多数普通人不大懂,甚至不大感兴趣,因此也就不去议论,而对于道德问题,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看法、一些感受和评论,所以往往愿意去议论、讨论,可以讲出一番自己的道理或看法。在全世界从古至今,有很多学者和作家都讨论过有关道德的事情和问题,发表了大量各自的看法。在各种宗教典籍、宗教教义中,道德方面的内容几乎都是其核心内容的重要部分,例如几乎都有“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等。但只是孤立地研究道德问题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必须从正确的哲学核心领域出发才能取得真正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5,应当严格区分开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我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认识论”一章系统论证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区分。三类文化之分属于社科基础领域,与道德哲学是平行的关系。伦理问题主要属于制度文化问题,而不属于道德问题,所以道德科学不应称为“伦理学”。由于自古以来人们没有严格区分开道德问题与制度问题,在观点和用语表达方面都相当混乱,往往把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道德问题和伦理问题混为一谈。这样既不可能真正解决道德科学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包括伦理问题在内的制度文化理论问题。

龚群著《社会伦理十讲(修订版)》(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在西方语言的词源学意义上,‘Ethical’和‘Moral’这两个词并没有实质的区分。···(第3页)中国的‘伦理’与‘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分野,从语源学上看,比西方要明显得多。首先,中国语言的‘伦理’二字,本身就具有社会伦理的意蕴。···中文的‘道德’二字,从词源学的意义看,则比现代西方的‘morality’这个词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又有着较强的形而上学意味。···(第5页)”所以他区分了“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我的观点和论述与此基本一致,不过走得更远。黑格尔已经严格区分开“伦理”和“道德”,但他的基本方法论是“正-反-合”三段论,大三段论套小三段论,环环相套,似乎十分严整,实际上十分简单和机械,在这里把“抽象法-伦理-道德”作为一组三段论。这十分牵强附会,很不科学。

6,我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中明确论述:道德领域的基本原则是利他原则和平等原则,制度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原则和合理原则。这些都不应混为一谈。利他原则与孔子的“仁者爱人”是一致的。换言之,“仁者爱人”就是利他原则。著名的道德“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可表达为“己所欲施于人”)既包含利他原则,也包含平等原则,但却没有明确区分开这两个原则。一方面,谁也不愿意无缘无故地吃亏,另方面,谁也不愿意被别人不平等对待,这两个方面所以都属于“己所不欲”。助人为乐肯定是道德的行为,但如果我在助人为乐的同时却居高临下、歧视甚至侮辱受助者,这显然还是不完全道德、不到位的。只有同时实现利他和平等待人这两个方面才是完全合乎道德的,才能完全使人感到温暖和幸福。这就是说,只有把利他原则和平等原则同时作为道德基本原则才是完整的,二者缺一不可。这和我对“道德”一词的定义“一个人有意与他人发生利害关系以及平等与否关系的行为”是一致的。

7,道德问题首先和主要是个体层面的事情,是从个体出发的,是每个人每时每刻自己决定、自己选择如何对待他人;制度问题则涉及群体,是规范群体的行为。

应当区分开“利己”和“利己主义”。利己或者说自爱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的、正当的,利己主义则是指过分利己即损人利己。汉语中迄今的表述相当混乱(西方也如此),观点也相当混乱,需要逐一理清。

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说,利己是人的天性、本性甚至本能。例如每个婴儿从出生开始就会喝奶,如果饿了、渴了就必然啼哭、闹,喂奶或喂水后才安静下来。假使不是这样,婴儿不会哭闹要奶喝、要水喝,他很快就会饥渴而死。这就是说,每个人都离不开对其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每个有能力的人理应自食其力、解决自己的温饱和生存问题。这本身谈不上善恶即道德与否。

“性善性恶”之争之所以不够科学,一方面是因为过于粗略、不严谨,另方面也没有区分开本应区分开的许多问题和事物,包括“人(本)性”这个词词义不清、模糊。有关个人品质形成过程的研究应当细化,表达应严谨化。不应简单笼统地说人“性本善”或“性本恶”;一方面,人类社会既永远需要法律、法治,另方面也永远需要品德教育、需要道德。

8,目前对“道德”这个词的理解也相当混乱,有人认为追求个人幸福就是道德,有人认为实行俭朴生活才是道德的,边沁说“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是道德”,他的功利原则就是:“善”是最大地增加幸福总量,并且引起最少痛楚;“恶”则反之。这个原则十分笼统、空洞。我在《超越西方思想》一书中对“道德”更加细致的定义是:“只有在有意地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利益或者不幸和不利时,以及有意地平等还是不平等对待他人时,才出现道德还是不道德即善还是恶的问题。为了他人或集体的幸福和利益而做出奉献乃至于牺牲个人的利益和生命,这是道德的行为,必定会得到大多数人以及人类后代的肯定、赞扬和拥护。反之,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他人的、集体的或者大多数人的利益,则属于不道德的行为”。每个人都既是道德行为的主体,也是道德行为的客体。每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做出自己的道德选择,这就是所谓“意志自由”、“有自由的意志(意愿)”。在大多数情况下,好心可以办成好事,在某些情况下,好心可能办成坏事。换言之,动机善良大多数情况下结果也是好的,是利他的,少部分情况下虽然动机善良却会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害,但这不能否认其动机的善良即主观意愿上是出于好心。这就是说,道德与否非关键在于是否出于好心即康德所说“善良意志(意愿)”。如何判断是真正是出于好心还是虚情假意,这是另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9,制度问题和道德问题都与利益问题密不可分,但是两者与利益问题的关系有根本不同。道德问题与个体即每个人的具体行为密不可分,制度问题则涉及十分广泛的人群。

严格意义上的道德问题、道德原则(利他原则和平等原则)与文化、观念无关,制度、习俗才与观念等有关。例如,某个人或某群人有源自宗教的禁忌,合乎道德的做法是尊重其禁忌即生活习惯,而不是故意漠视、轻视甚或故意违反其禁忌、伤害其感情、使其反感,同时可以在适当条件下以适当方式做一些可以让其接受的说服开导工作,尽可能淡化宗教色彩,强化科学内容,例如介绍膳食营养知识、历史知识、科学的哲学知识等。

10,制度可分为有意制定的和无意间制定的两部分、正式和非正式的。伦理习俗是人们无意间制定的,属于非正式的制度。例如中国古代一度存在的裹小脚习俗。有学者认为这种习俗是不道德的。其实习俗本身作为制度文化的一种形态谈不上是否合乎道德,而是有是否公平和是否合理的问题。裹小脚这种习俗给女性带来很大痛苦,损害其切身利益,既不公平(男女不平等),也不合理(损害人体自然生长)。取消这种陋习无疑是历史进步的体现。

违反道德的行为不少也是违法的行为,但在更多情况下并不违犯法律,因为主要是较小的过失;违法的行为很多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例如偷盗、图财害命等都既违反道德(有意损害了他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同时也违法。换言之,人们制定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惩戒和阻止这类较大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美国学者潘恩在《常识》一书中认为政府本身就是“恶”。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民主政体是善、专制政体是恶”,认为民主国家用武力去推翻专制国家政权是在“惩恶扬善”、“以善制恶”,所以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卡扎菲政权是帮助这些国家人民获得“解放”。从学术理论角度看,这种观点没有区分开道德和制度等。政府作为公权力机关本身谈不上是“善”还是“恶”,它制定的法律法规制度本身也谈不上是“善”还是“恶”,而是是否比较公平和合理。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各方面制度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比较高,目前发展中国家各方面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方面缺陷比较多,也导致国内问题比较多、不大稳定,需要做较多改革。不过发达国家各方面制度也绝不是完美无缺,虽然公平性与合理性程度比较高,但还是有不少缺陷,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萨达姆和卡扎菲统治下的伊拉克和利比亚各方面制度确实存在很大缺陷,有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他们个人确实十分专制独裁,犯下许多暴行、恶行,不过他们的统治也有一定社会基础即符合一部分人利益,从外部用武力推翻他们有利有弊,有弊的一面是造成权力真空,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动,造成社会不稳。

从历史上和当今世界来看,用武力推翻一个政权并不太难(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而全面建设起较为公平合理的各方面制度则要难得多。这需要尽可能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如果指导思想有缺陷甚至很大缺陷,那么在实际中就必然犯错误甚至很大错误。“文革”的错误就是如此。美国主要在对外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也是如此。

极左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善,是公平、正义、合理的,而所谓“资本主义制度”是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认为前者取代后者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是把道德问题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了,而且把制度只归结为所谓“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这显然把人类创造的极为复杂的制度文化理解得过于狭窄。

世袭制可以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世袭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简单地说,世袭制之所以不公平,是因为不仅从道理上说人人生而平等,而且不应不劳而获;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行使公权力者应当从全体公民中优中选优,而世袭制显然不能做到这点。

制度的公平与合理问题既有各国国内层面,也有国际即跨国和全球层面。从全球角度看,联合国、世贸组织等都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制度,多数是比较公平和合理的,但是也存在许多缺陷,需要逐步改进。在制度建设方面,无论各国还是全世界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11,对西方若干著名道德理论的简单评论:亚当·斯密的两部名著《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研究经济学,后者研究道德科学,一般认为《国富论》一书强调人自利的一面,论证每人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结果是给全社会带来最大经济繁荣,而《道德情操论》强调人利他的一面,认为人的天性中存在同情心,意思是人并非性本恶,而是有性善的因素,因此对社会抱有乐观态度。不过他忽视了市场经济本身会导致贫富悬殊的发展及由此必然造成的社会不稳乃至暴力,更忽视了不同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冲突。这需要完善各种制度建设,同时需要通过哲学理论创新消除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对立。他只看到人的两种行为: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认为经济行为是以利己为动力,道德行为则是以同情、利他为动力(动机)。这是典型的二分法,是十分片面的。利己本身只涉及生存的需要,与道德问题无关。只有损人利己或者助人为乐才是道德问题:损人利己是恶行,助人为乐、利他则是是善行。在经济活动中,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是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迟早失去用户的信任,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保证质量等则是合乎道德的行为,这样才能取得用户信任,得到长远利益。所以不应简单认为经济行为只是出于利己动机。商业道德也属于职业道德。

尼采在道德上蔑视一切传统,认为一切道德传统中都包含有破坏人的本身和人的生活的因素,主张为了使生活获得自由,就要消灭道德和一切道德传统。他尤其批判基督教道德学说的虚伪。不过他的观点过于偏激,不够严谨,不够科学。

西方当代最著名的伦理学者罗尔斯(1921-2002年)提出著名的“正义论”并产生很大影响,但实际上他把道德和制度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他认为道德问题首先是社会正义问题,认为没有合乎正义的制度环境,任何道德问题都无从解决。这显然是完全混乱的,既和他对道德的错误理解,也和他对制度问题的错误理解有关。

20世纪初诞生了著名的“元伦理学”研究。这个学说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重视语言层面的研究。问题是它只局限于对有关道德语句的研究,而不知对语词、尤其是对语词多义性研究以及使其单义化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此外,这种学说完全否认道德实证研究的必要性也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完全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社会。

12,无论是“阶级道德论”还是“主义道德论”都有很大缺陷。依照极左学说,“社会主义道德”高于“资本主义道德”。但实际上,尤其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社会风气较好,尤其是欧洲国家,公民文明素质、公民道德水平普遍相当高,各行各业都讲法制、讲职业道德,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各种事情都依法办事,社会整体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和波折。反倒是苏联和中国等都发生过很大政治动荡和波折(苏联的“肃反”,中国的“文革”),造成社会诚信严重缺失、法制被完全抛弃、公民道德及各行各业职业道德严重受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领域实行市场经济,法制观念也也较大恢复,但是法制建设水平仍不够高、不依法办事的情况较为普遍,尤其是官员职业道德领域问题很大、贪腐严重。

持极端“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观点的人认为不仅要从经济基础方面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而且要从肉体上把“阶级敌人”完全消灭、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认为只有“阶级的道德”,没有“超阶级的道德”、对待“阶级敌人必须毫不留情面”。从人类整体的高度来看,这可以说这是一种人类内部自相残杀、怨怨相报的做法,丝毫不考虑所谓“阶级敌人”个人的任何基本权利及人格尊严,因此才有30年代苏联斯大林“肃反”、中国“文革”等极左时期那种泯没人性的做法。当时盛行的就是“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这种“阶级道德论”。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不论对方做了多么大的坏事,在具体处理这些人的时候,必须尊重其基本权利和基本人格,一战后制定的《日内瓦战俘公约》就是对缴械投降的敌对人员给予人道主义待遇,更不必说对待手无寸铁的平民。必须依照有关法律程序办事,必须尽力缓和人类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人类”不同于“人民”,“敌我”之分是有条件的)。而那种自以为完全正确、完全听不得不同观点和意见、把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当作“阶级敌人”残酷打击的做法当然更是错上加错。“建设和谐社会”、“让世界充满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等这些观点和表达都体现出和“阶级斗争论”、“阶级道德论”完全相反的理念,属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有最广泛的适用性。

“文革”时期完全不讲“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而是只提倡所谓“无产阶级道德”,包括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而是要“毫不留情”,实际上把“阶级敌人”不当作人,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还是基本上遵守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底线,包括有许多显示善心和爱心的事例。

   所谓“阶级分析法”其实并没有科学的标准,而是有很大主观随意性,有时是按经济地位划分,如对“地主资本家”;有时按世界观划分,例如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时按政治立场划分,如“反革命分子”;也有按思想划分的,如对所谓“右派”。既然没有统一的科学标准,因此不可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社会研究方法。可以说,“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把人类社会中极为复杂多样的各种现象不恰当地过于简单化、极端化了,对于知识水平较低、头脑比较简单的人最容易接受、最为合适。

   认为土地所有者及企业所有者必然是剥削者、属于剥削阶级,这种看法其实是基于制度建设不健全的情况,而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就可以不是剥削者,而只是所有者及经营者,和所聘用的劳动者及员工一样是特殊的劳动者即管理者并获得合理的报酬。迄今在发达国家的多数企业实行全员聘任制,同时实行的劳方和企业方(迄今称为“资方”欠妥)工资谈判制度,这样就可以基本上保证无论是企业普通员工还是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上能获得比较公平合理的工资。此外,员工还可以获得企业的一定股份作为奖励或报酬,作为其工资收入的补充。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以前是没有的,主要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逐步实行。人类社会正确的发展目标本来就应当是缩小直至基本消灭各种阶级方面的差别,而不是长期保存这种差别,更不应扩大这种差别。

13,替代“阶级道德论”和“主义道德论”的学说应当用公民道德论和职业道德论。每个公民都要有公民道德意识,懂得基本的公民道德规范。

每位从业者都要有职业道德意识。政治家(官员)、学者、医生、教师、商人、企业家、企业员工、农民等等社会各界人员都应当有各自的职业道德,学者的职业道德包括学术良心,官员的职业道德包括不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等。所有职业道德都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没有什么时代性,是任何时候都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不论人们是否明确认识到与否。

政治家的职业道德对于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会产生较大影响。迄今许多政治决策者都犯下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思想认识方面的混乱。很多领导者出于好心,主观上想把事情办好、想对民众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是由于对大量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甚至很不了解,加之不大正确的指导思想,导致做出不大正确甚至十分错误的决策,最后实际上损害甚至严重损害广大民众的利益。这就是说,善良意志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不能必然保证解决好各种问题。

人们常说“凭良心说话”、“凭良心办事”。在极左时期,只讲“阶级性”,不讲良心,认为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良心”。其结果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人人都像打了鸡血。

前苏联等国、中国极左时期把一切问题、包括学术问题都变成政治问题,学术研究受到政治的很大影响,受到马列学说的束缚,广大学术工作者不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而是只唯上、只唯书,看领导的眼色写文章、做学问。我则努力把一切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都变成学术问题。

必须凭学术良心进行科学学术研究。从此出发,可以看出马列学说显然有不能自圆其说、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是根本性的缺陷。不应把主观愿望和科学研究的严格性混为一谈:马列的主观愿望确实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但其学说本身有严重缺陷,不可能真正满足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文革”等为典型),反而损害民众的利益和愿望。

做人要有良心,做学问要有学术良心。人民艺术剧院老戏骨的一句名言是“戏比天大”。对于做学问、做科学学术研究而言,更是学术研究、追求科学真理比天大,比其他一切(包括比政治)都更重要。

现一方面提倡哲学和社科研究要创新,另方面又要求只能在马列学说框架内,创新只能是“发展马列”。这显然自相矛盾,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

14,关于所谓“政治伦理”,更准确称法是“官德”:

政府应当大力宣传各种好人好事、善行善举,同时大力抨击各种不道德的人和事,尤其是各级领导理应成为道德楷模,身教重于言教,包括尊重民众、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民众、应当能上能下、有充分的透明度等等,有的官员污蔑民众是“刁民”,这本身就是站在民众对立面,不符合起码的现代官德。

确实,少部分民众由于教育水平差而素质偏低、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情,不过这说到底应当主要归咎于有关政府部门存在不足和失误,包括教育投入不足、对民生等关心不够甚至存在腐败和不公平对待民众的现象,即民众处于弱势,官员则处于强势地位,居高临下指责民众,这本身就是缺少官德、不称职的表现,不配再当“人民的公仆”。

极左派把目前贪腐严重、造假欺诈等层出不穷归咎于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十分可笑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正常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取消市场经济虽然可以使贪腐减少、造假欺诈基本不可能,但却会实际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社会生活停滞不前,而且必然造成全民贫困。造成社会贪腐严重等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法制建设薄弱和公民道德和职业道德培养不力,尤其是“官德”方面问题很大,而决不应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

广义的“官德”理应包括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兼收并蓄、从善如流、能上能下,而不应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压制反对意见。

中国“官本位”传统严重,其中包括“只唯上”、不尊重事实、不尊重科学(最广义科学)、不重视保护群众利益、欺上瞒下等等很多情况,需要下大力气去纠正。

15,关于道德和信仰的关系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有信仰才有道德、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学术界讨论“没有上帝,道德是否可能?”等问题(见曾广乐《道德与神圣——道德与宗教关系问题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这种观点是十分简单和片面的。我认为,没有宗教照样可以有道德。认为只有“上帝才能震慑住人们去做坏事”、才能使人行善,这既不符合大量事实,也不科学。法国启蒙思想家比埃尔·培尔(1647-1706年)已经提出“道德可以和宗教无关”的观点,他认为道德与信仰不是一回事,信天主教的人仍然可以是个坏人,不信天主教的人也有许多好人,认为无神论者完全可以是道德高尚的人,他还设想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是可能的,而且这种社会是一个最文明的社会。

应当把理想问题和道德问题严格区分开,把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严格区分开。大多数普通人没有什么理想,更没有远大理想,大多数人也不知道什么道德的理论,但是他们懂得基本的道德道理及准则,大多数情况下的所作所为也是合乎道德的。相反,有的人虽然有远大理想,有些人懂得或研究道德的理论,但是他们的实际行为有时或往往是违背道德准则甚至严重违背的。

换言之,做好人和好事与有没有信仰、有没有理想并没有必然联系,没有理想和信仰的人、甚至大字不识的人完全可以做出很多好人好事。而不少有理想信念的人却做了很多大坏事,大搞贪腐,或者十分无能,这无疑是莫大的讽刺,使政府公信力不高。这主要是基本的做人准则问题,许多平民百姓并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只是认定自己应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应当伸一把手。如果见死不救、甚至都不报警,则不是做不做好事的问题,而是在做坏事,是做不道德的事情。道德与不道德的事情还有程度的差别,对此虽然不可能真正或完全的量化,但是“人人心中都有杆称”,包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有尺度的,有人心向背。对于坏人坏事,老百姓会骂“缺德、挨千刀”,留下骂名。

理想信念固然十分重要,理想信念对于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培养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关键是其科学性。只有以完全彻底科学的理论学说作为理想信念才能真正持久、经得住任何检验,才能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如果不是这样,就会使人无所适从、自相矛盾,同时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会起负面作用。

人和人类社会都是十分复杂的,而且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的事情都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人权、理想信念、道德、法制、制度、哲学即理论科学研究、实证科学研究、教育等等都必不可少、都缺一不可,共同发力才能取得全人类的不断进步,而包括道德哲学创新在内的整个哲学理论创新是最关键的突破口。完全正确的哲学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博客中很多文章都涉及到以上这些问题。我现在这篇讲稿也要放到博客里。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讨论,也欢迎有心人在我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延伸和细化。

(2016年4月21日—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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