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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决定论”错在哪里?

2012-02-29 16:58:53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经济理论 | 浏览 3150 次 | 评论 0 条

                    “所有制决定论”错在哪里?

——兼论政治权力过大或经济权力过大都不合理           

                                                 刘立群

(此文是我反复思考几年而写成,欢迎各位评论、提意见)

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多年,各个领域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也依然存在大量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新产生且前所未见的,原有的理论学说对此早已捉襟见肘、无能为力。研究这些大量的新问题、深层次的问题不应再拘泥于旧的理论学说,而是必须打破旧的理论范畴的束缚,彻底打开思路,创造出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说去引导改革的深入进行。可以说,科学发展观首先需要在思想理论领域大力创新和发展,应当相信中国人的智慧、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现有主流理论学说的一个基本混乱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即“所有制决定论”问题。

依照马列学说,人类社会分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不同的“社会制度”,区分它们的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简而言之就是分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认为姓“公”就是“社会主义”、姓“私”就是“资本主义”,即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而“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或剥削制度”。这些观点看似有理,其实有很大的简单性和片面性,无法合理解释国内外存在的极为复杂多样的大量事实。在马列看来,市场经济必然与“私有制”相连、计划经济必然与“公有制”相连,“私有制”必然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公有制”必然导致社会公平,如此等等。

事实已经证明,所谓“以公有制为主”并非必然导致共同富裕,“以私有制为主”也并非必然导致收入悬殊。计划经济时搞“一大二公”,但出现的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因为其基本点存在很大缺陷(详阅笔者“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等文),而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分配公平程度在全世界相比之下是做得最好的(尽管也存在一些弊端并仍需不断改革调整),主要是全盘的制度设计较为合理,包括通过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多方面制度规定严格限制收入悬殊,抽肥补瘦,达到共同富裕。以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或“剥削制度”的标志或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或其基础,认为要想消灭“经济剥削”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种划分及观点均失于简单化。

民营企业家权力过大、缺少制约可以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并给劳工以及社会带来很大损失和危害,但是国企负责人在权力过大的情况下同样如此,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各级政府高官如果权力过大也会如此。因此,无论个人手中的经济权力过大还是政治权力过大,对于社会来说都是弊大于利,二者并没有根本区别。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而是必须制定出各种有关的法规制度去制约个人手中的这些权力。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完全可以想出各种办法、制定出各种制度使各种社会问题得到尽可能妥善合理的解决,而不会受到所谓“规律”的支配或“所有制”的“决定”。

人类社会永远需要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内的各种社会性权力,而权力的具体运作必然需要具体的个人去掌握和实施,一方面,应当使获取权力的方式和途径正当化、规范化、法制化,另方面,权力运作的全过程都应当尽可能透明,都需要受到充分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包括实行任期制、亲属回避制、离任审计制等等)。

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实为政府所有制,而政府所有本身并不等于必然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政府所有制,皇权政府首先顾及自身、其家族以及少数富人的财富最大化,因而必然出现贫富悬殊。在极左时期即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实施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林彪四人帮等却借机滥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大搞特权,大肆搜刮财富为他们极少数人所用,这些和经济剥削造成贫富悬殊并没有根本区别。这说明政治权力过大且没有监督照样可以出现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没有阻止贫富悬殊现象的出现。即在政府掌控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如果不重视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或再分配的力度不够大,照样可以出现贫富悬殊现象。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并非与社会公平必然相悖。这就是说,关键并不在于何种“所有制”。

“所有制决定论”学说的目的实际上是想限制经济权力过大的问题,但是却完全忽略了政治权力过大同样会造成贫富悬殊现象。即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社会原因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此外还有自然方面的原因,例如生活在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的深山区必然贫困)。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个人及家族权力过大(且缺少监督和制约)是造成社会动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世界各国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因为个人及家族权力过大必然带来以权谋私、社会不公、损害其他多数人的利益,从而引发多数人的不满甚至反抗。

常说“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带来的好处”,目前这点做得最好的主要是北欧国家,那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各种好处确实是全体人民共享,这与其公权力透明度很高、不存在个人权力及家族权力过大的现象、削富济贫的再分配力度很大等直接有关(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照样可以相当体面的生活,而不致沦为赤贫)。加大再分配力度是尽快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基本办法,尤其是保证每个人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水平。那里虽然也实行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但事实上这种“私有制”已经打了很大折扣、受到很大限制,只是相对的,而并不存在绝对的、可以无限制随意支配自己资产的“私有制”。

迄今常说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这种表述其实带来很大误导,似乎这是把“国家财产”变为“私有财产”,是“损公肥私”、让少数人得益而大多数人利益受损。其实,所谓“国有企业”并非真正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其受益也并非必然是全体人民,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少数人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大多数人民,一方面是少数官员获得远大于平均的收益,另方面是有关企业员工获得远大于平均的收益。至于由中央政府控制事关国家命脉的产业资源等,那是另一个问题,与公平分配问题基本不相干。“私有化”实际是实行股份制改造,其实正是这样才能使普通民众拥有大企业的股权,可以从中受益并影响企业的决策,变虚构的“国有企业”(“全民所有”)为实实在在的人民所有。所以,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政府所有企业”变为“民有企业”,应当把“私有化”改称为“民有化”。

当然,这个过程本应是渐进的,尤其是首先应当做到尽可能公正和透明,而在缺少公正和透明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就极易被极少数权势人物利用,出现权力“寻租”现象即中饱私囊,造成收入差别迅速加大。这就是说,并不是“政府所有企业”变为“民有企业”本身是错误的,而是在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之下,极少数人大钻体制改革的漏洞,把本应由多数人分享的利益快速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发达国家同样有过以及有着“私有化”即把政府所持有的大企业股份出售给市场即股民的事情,但一般不会发生不公平交易和中饱私囊的情况,这与其制度建设相当完善、操作透明度高、监督和处罚力度大等直接有关。发达国家的监督力量主要有反对党、媒体和民众,可以说是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而且处罚的力度很大,使得贪腐必须付出很大代价,从而大大抑制贪腐的发生,而这些措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都相当薄弱,因而在实现市场经济改制的过程中贪腐问题相当严重。这就是在发达国家适用的“药方”在发展中国家往往“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所在。解决的出路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首先是尽快提高透明度,加大媒体、尤其是网络监督的力度,同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又需要尽快加大司法的独立性。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体制(含司法体制)改革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加在一起仍然是一个系统工程,缺一不可,必须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可以说,贪腐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在倒逼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速启动和推进。

在西方工业化的早期,工厂主往往同时是投资者即“资本家”,而且当时有关劳动保护、工人获得合理报酬等的各项立法几乎是零,造成绝大多数工厂主随意压低劳动者的工薪收入和随意延长工作时间等,从而获得超额利润。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尤其是在整个20世纪期间,经过劳工及社会各界的长期努力,各项有关劳工等立法逐步完善,工厂主不能再随心所欲盘剥劳动者,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事实上已经打了很大折扣。与此同时,家族式的企业也大多转变为股份制企业,面向全社会集资,即每人都可以购买股份、成为“资本家”即股东并享受分红等,企业管理人员则成为职业经理人。这些无疑都是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反过来证明“所有制决定论”本身存在严重缺陷,远不能合理说明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和现象。

在透明度不高、缺少监督及制度不大健全甚至有严重缺陷的情况下,握有很大经济权力的人或小集团(大企业家、金融家等)可以给自己或少数人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最突出的是美国金融高管的超高薪),而握有很大政治权力的人同样可以借助于手中的政治权力达到这种目的,包括享有很大特权、子女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利益、官官相护、财政预算不透明现象等。独裁专制的人则既握有最大政治权力、也握有最大经济权力,同时随心所欲地把一部分经济利益“赏赐”给自己的亲信,以保证自己的专制统治。个人手中握有过大经济权力与握有过大政治权力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无疑都弊大于利,而且必然造成很大社会不公平,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乱。所以这两种情况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都需要在增加透明性、加强监督、健全制度建设方面下大功夫才能解决问题,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应当在阳光下运行(如著名学者蔡定剑生前一再呼吁财政预算应尽可能透明)。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不在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而是基本和整体的制度建设问题。即出路并不是取消市场经济体制(连同“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通过全方位的制度规定去充分限制个人经济权力过大、拥有过多经济财富,包括对高收入征重税、对过多财产征重税、对过多遗产征重税等等。戴着“所有制决定论”的有色眼镜永远不可能客观、全面、准确地看人类社会,不可能正确地指引人类走上正确的道路。马列等反对贫富悬殊无疑是正确的、可取的,但是把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源仅归结为经济权力过大即“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单一因素则显然十分简单和片面。

“所有制决定论”是“单一因素决定论”之一种,是“经济决定论”的延伸。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极为复杂的,其发展变化都是由多种复杂的因素所决定的,远不是某一种因素。以为能够找到唯一一种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可以去说明和解释一切,认为只要改变所有制、解决所有制问题即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类社会的根本性问题就会解决,这种想法是天真幼稚的,也是十分简单片面的,在政策和行动上是十分有害的,曾经酿成前苏联及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许多悲剧。

    “所有制决定论”即左的经济学说只想到要限制经济权力,而右的经济学说即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则只想到要限制政治权力,并认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会限制政治权力,却忽视了经济权力过大同样很不合理、会造成许多社会不公平,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等于自动限制了政治权力。因此,这种学说显然也有很大缺陷,失于片面和简单化。

全世界范围内相比之下,美国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最多、对经济权力的限制最少,即经济自由度最大,再分配的力度不大,巨富也最多;而中国则正相反,对经济权力的限制最多、对政治权力的限制最少,因此贪腐问题相当严重。这些状况都是需要逐步改变的。欧洲、澳洲等国家则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限制较大,处于较平衡状态,因此社会较为稳定(欧债危机主要是长期高福利且经济竞争力下降而造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存在即经济权力过大和政治权力过大等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都是由于制度缺陷造成的,而制度恰恰是由人来设计制定和改变的。尽可能合理地制定和改变制度的前提则是要创造出尽可能全面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去取代包括“所有制决定论”在内的各种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理论学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统一人们的认识,从而尽快推动改革的进展。即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变革首先需要人们的思想变革。

2012229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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